“以我为主”阻碍文化交流 - 达人(庄子)

2005/11/13 | “以我为主”阻碍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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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为主”阻碍文化交流 ● 周清海教授

　　社会的变迁影响我们对外来文化的态度。社会的需要与社会的心态决定我们怎样去看待外来文化，研究外来文化。

　　本论文强调三点：（一）“以我为主”，必须在民族自信的基础上包容外来文化。（二）不可把文化的研究，包括对过去学术的研究当作取悦于当代的工具。（三）文化的研究，尤其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研究，充分占有资料是非常重要的。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主任周清海教授。

一
　　文化是人类的财产。人类的交往，就提供了不同文化间的接触与交流的机会。因此文化交流是不可避免的。在文化的接触中，人们根据自己所处的社会状况而产生的心理，以及自己社会的各种需要，决定如何去对待外来文化。如果认为自己的文化是最高尚的，别人的文化是低下的，必然鄙视外来文化，讥笑外来文化。这种强调自己文明的优越性，鄙视外来文化的例子最早见于《论语》：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以杖叩其胫。《宪问》

　　原壤是孔子的老朋友。孔子臭骂老朋友，并且气得“以杖叩其胫”，跟原壤的“夷俟”有密切的关系。当时中原人的坐势和夷人是完全不同的。这在甲骨文里看得很清楚，中原人的坐势是“跽”（相当于今天日本人的坐势），夷人的坐势却是“蹲”。甲骨文里与日常起居有关的字，其坐势都是如此，如“既、即”等字，全与夷人的坐势不同。原壤以夷人的坐势等孔子，这对于主张“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韩愈《原道》）“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论语·为政》）的孔老夫子，是绝对不可以容忍的。难怪对老朋友以夷人的坐势等着他，他会气得又骂又打。夷夏之别，在孔子那个时代是俨然的。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左传·成公四年》）都是这种歧视心理的反映。

　　孟子也轻视外来文化，他把“为神农之言”的许行比做“南蛮鸟央舌之人”，认为许行所说的是“非先王之道”（《孟子·滕文公上》），又说“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同上）。对于异己，除了见解不同之外，更重要的是这些见解是来自不同的族类，所以持断然否定的态度。

　　韩愈也轻视外来文化，对佛教更是恨之入骨，他说“夫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论佛骨表》）甚至要“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原道》）。但是中国后来还是接受了佛教文化，虽然佛像造型也具有外国人的色彩，但对这些佛像的造型，中华民族却并不以为“外”。虽然中国既接受了佛教，同时也改造了佛教，但受佛教的影响，仍然是巨大的，以致西方学者有“佛教征服中国”之说。

孔子强调自己文明的优越性，却鄙视外来文化。

　　持着华夏文化的优越感，而鄙视外来文化的心态，严寿溦做了很好的说明：“前此所谓华夷之辨，不外乎文野之别，中国士人文化优越感的重心，在华夏诗书礼乐文明。殊方异族，不论武力如何强大，制造如何工巧，毕竟不知礼乐，野而无文。” 这种心态的进一步发展，便形成了“文化内向”，对他族文化缺乏兴趣，认为外来文化完全没有值得借鉴的地方。“文化内向”不只唯我独尊，养成了“中原”心态，表现在政治上，更是“接受朝贡”的心理。明郑和下西洋，虽然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早了87年，比奥斯达·伽马发现新航路早了93年，比麦哲伦到达菲律宾早了110年，但西方殖民地遍布世界，而中国却从未占领任何地方，这恐怕也跟这种文化的独尊心态，以及“接受朝贡”的心理有关。

　　鸦片战争之后，在西方势力的压迫下，中国人的文化优越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巨大的冲击，发生了动摇。这个冲击结束了以前“礼乐化外邦”的想法，以夷夏代表落后文化和先进文化的时代就此正式宣告结束。

　　自己的文化受到冲击，更严重的是受到别人的轻视，可能出现三种态度：

　　第一种态度，是更爱自己的文化。最早的例子见于战国时期的楚国。战国时代的楚国文化，和中原的不同，因此被认为是“异声”，受到轻视，而屈原却以楚声入诗，以楚民俗入诗，创造了“楚辞”。屈原是他那个时代非常突出的代表。秦统一天下之后流传的“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以及项羽战败之后无脸见江东父老而自刎乌江，也都可以看成是这种精神的延续。民国期间的强调“国粹”，也多少具有这种成分。

　　中国近代史上出现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更是和面对外来文化的压力有关。民族国家处于衰败时期，以自己的文化认同为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民族，并将外来文化和国家存亡联系起来，导致封闭排外。

　　或者认为外来文化的任何优点，都是自己的文化里早已具备的，梁启超所说的：“清季承学之士，喜言西学为中国所固有。” 也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下而出现的产物。

　　在多元种族的国家里，政权与经济利益，社会利益分配不均匀，出现民族特权阶级和非特权阶级的对立，也会对文化的认同发生影响。马来西亚华人属于非特权族群，因此而强调的“more Malaysia no less Chinese.”，以及在马来西亚出现华族文化的复兴局面，也是面对外来压力时，出现更爱自己文化的例子。

　　第二种态度，是崇拜外来文化，认为自己一切都不如人，这是过分崇洋。不少人尽管不同意或者嘲笑“假洋鬼子”，但内心却难免多少认为自己不如人。尤其在鸦片战争以后的一大段日子里，中国被迫接受西方文化之后，中华民族多少都存在这种心理。这充分表现在各种社会行为，学术行为，文化行为，和语言行为上。在中英双语社会里，社会语言学者研究语码转换或语码混用，都发现华人用中文时杂用英语的现象，非常普遍，而说英语时杂用中文的，却非常少见。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是一时找不到适当的词语之外，也和把说“英语”认为是受高深教育、代表高社会阶梯有关。

　　在这种心理的压力下，主张各个领域里全盘西化，但对于传统的价值根源却也有人不能完全放弃，因此出现了“民族主义情绪与文化自卑感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成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特征”。但“抛弃黄土文化，接受蓝色文化”的崇洋现象，却是这个特征里的主导，最为主要的倾向。

　　第三种态度，是以自己的文化为本，客观地审视外来文化，接受外来文化里有益于自己的成分。认为“充分地吸收外来文化不仅不会使自己原有的文化传统中断，而且会大大促进自身文化传统更快更健康地发展”“没有深厚的民族文化传统也就不可能充分吸收外来的先进文化”“当今文化的发展，必定是‘全球意识’和‘民族意识’的结合” 。这种态度，通常只有在自己的民族自信心建立以后，才有可能出现。当民族国家处于兴盛时期，文化认同不仅强烈，而且也易于接受外来文化，从外来文化中吸收有益于自己发展的东西。这个时期的文化态度通常比较开放，宽容。

二
　　21世纪，中华民族重新建立自己的信心，有人认为19世纪是英国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而21世纪就是中国的世纪。民族自信心的重建，使中华民族有可能重新审视外来文化，更客观的对待、研究外来文化，接受外来文化。

　　文化行为，是人的行为。中华民族的历史，记载了、表达了不少对人的行为的看法，比如对人才的分析以及怎样选用人才，不是西方才注重的，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周纪一》里就有一段非常精彩、深入的论述：

　　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则？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如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夫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於才而遗於德。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於颠覆者多矣，…故为国为家者苟能审於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这些精辟的论述，在现代讨论用人的文献里，却不见引用。在对待外来文化，研究文化交流时，如果对自己的文化没有深入的了解，就可能出现文化虚无主义。如果缺乏对自己文化的肯定，不只不能保持自己文化的生命力，不能充分吸收各种适应时代要求的外来文化，也不能对人类文化的发展做出贡献，而更可悲的是将失去民族的自尊。

　　不了解自己的文化，对外来文化影响的研究，就可能出现无根据的夸大与赞扬。我们必须站在自己文化历史的立场去观察外来文化。这是以什么为主的问题。就像香港的割让，使它有机会发展成为现代的金融中心，而现在更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起到不小的作用，但我们却不能因此认为香港的割让是合情合理的。叙述香港的历史时，被占领被统治的经历仍然应该是主要的，而对香港在现代中国改革开发中的偶然作用，也要有开阔的胸襟加以承认。要做到这些，不但必须对自己有信心，而且要有包容的胸襟。包容和客观，是我们应该培养的研究文化与文化交流的态度。

　　有立场，又能包容而客观地研究文化交流，是应该被充分重视的。强调“我们在吸收西方近代文化的先进成就的同时，更应该发扬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这样才能增强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才能增进民族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才能使世界文化更丰富多彩。”是有必要的，完全正确的。只有肯定自己，有立场，才能客观、包容地讨论文化和文化交流问题。汤一介在《论利玛窦汇合东西文化的尝试》一文里说：

　　从历史上看，一种外来文化在它开始传入另一个国家或民族时，必然会遇到如何对待原有文化传统的问题。如果要想使外来文化在所传入的国家或民族能比较容易流传和发生影响，就必须与原有的文化有所认同，这是文化移植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这样的分析利玛窦，就清楚的表明了以谁为主的问题。陈卫平在说到西方传教士在明末来到中国，以及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时，说：“（明末）儒家的夷夏传统仍然像块厚实的黑布般地蒙蔽着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传教士对于西方文化教育的介绍，使得一部分中国人开始从夏夷传统中摆脱出来去评价西方文化”，这些评论，都是很包容的。

　　以自己的文化为本，有信心地、客观、包容地审视外来文化，接受外来文化有益于自己的成分。这种态度，在自己的民族信心建立以后，将成为今后讨论文化与文化交流的主流态度。这也和今天所强调的文化多元的主张相一致。比如在华文应用文国际讨论会上，我主张：“华文应用文要在格式、用语、分类等方面达成国际标准化、规范化当然需要时间，各华语区的步伐也不必一致，但是整体框架可以提出来，逐步实现。建立这个框架，我们应当适当的参考英文应用文，毕竟它的国际化比华文的早。”这个主张就是站在这样的立场上提出来的。

　　如果不能汲取外来的、有益的文化以充实自己，并不断地扬弃本民族文化中不利于自己发展的东西，将阻碍自己的发展。只有以自己的文化为基础，不断地融合汲取外来文化中先进的因素，才有助于自己文化的发展。

三
　　与外来文化接触，让我们从“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处境里解脱出来。从语言来说，汉语音韵学的建立，和佛教的东传有密切的关系，这是大家所知道的。

　　与西方语言接触，我们才发现自己语言的特点。黄遵宪与外来文化接触，发现了：“盖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其势然也。”要做到“语言与文字合”，就必须在语文方面做些改革。白话文运动和以后汉语拼音化问题的讨论以及现在用的汉语拼音系统等等，也都是中外语言接触后而出现的产物。

　　马建忠要揭示经籍中的规矩，让“童蒙入塾能循是而学文…其成就之速必无逊於西人”因此编写了《马氏文通》，成为第一个重视和肯定语法对语文教学有作用的学者，成为提倡“教学语法”的第一人，这也是他在比较了“华文之点画结构”与“西学之切音”以后，才提出的主张。中国研究《马氏文通》的学者，虽然肯定他的贡献，但也在批评他缺乏“历史主义的观点”，“以今律古”等等。关于这些批评，我在《关于<马氏文通>的评价问题》一文里说：

　　“我们不应该根据现在所达到的学术高度强求於《马氏文通》，更不应该为了一时的政治风向，将对古人的研究，或者把过去的学术研究当作取悦於当代的工具。只有这样，才对得起学术，才对得起古人，而民族的自尊才得以建立。”

　　研究文化或文化交流，应该避免再重蹈“为了一时的政治风向，将对古人的研究，或者把过去的学术研究当作取悦於当代的工具”的覆辙。

　　我们需要将学术研究与政治需要脱钩，让文化与文化交流的研究在更自由的空间里进行。

　　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也与中外文化的接触有密切的关系。日本明治维新之前，中国早就和西方有所接触，将西方的科技、天文、医药方面书籍译为汉文。这些翻译的文献与词汇，对日本的明治维新，曾经发生巨大的作用。马西尼说：“这些有关西方的最重要的著作，约于19世纪中叶在中国出版，后于1868年前在日本重版。它们构成了有关西方国家的信息宝库，这些书可能还向日语传去了在中国用来翻译西方概念的那些新词。”后来，许多词汇更通过中国的留日学生、学者重新回流中国。但在研究现代汉语词汇方面，我们却将好些回归的词汇，都划入从日本来的外来词汇。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好好整理文献资料的结果。

　　“在讲述日本对汉语词汇的影响之前，先分析一下汉语对日语的影响是很有用的，其实这种影响早在明治维新（1868年）前几十年就开始了。…19世纪末，这中间有些词又回到中国，因为当时中国以日本为榜样…研究现代汉语词汇的一些学者，他们通常强调后面这段过程，对于那些进入汉语的日语新词，以为是借自日语的。而事实是，这类词汇中有好多是由中国传至日本的，几十年后又回到了中国。”

　　就是因为“当时中国以日本为榜样”，主观地认为自己在那个时代不如人，所以就不可能客观地认识历史事实。从现代汉语词汇形成的研究这个例子，就彻底地说明了占有资料的重要性。

　　主观地认为外来的理论是无缺的，不深思地直接套在自己的研究上，也会造成许多似是而非的结论，这种遗害也是很大的。比如对汉语复音化的研究，都认为复音化是因为语音简化了，为了避免同音词过多和受外来语影响的结果。王力尽管知道“从先秦的史料看来，汉语已经不是纯粹的单音节语”，但他还是说：

　　“语言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词汇必然越丰富，越纷繁，即使语音不简化，也不吸收外来语，汉语词也会逐渐走上复音化的道路，因为这是汉语发展的内部规律之一。不过，由于有了这个重要因素，汉语词复音化的发展速度更快了。”

　　但唐钰明却认为“总之，汉语复音化由最早的突破开始直到今天的日趋多音化，只有语义的精密化才是它一以贯之的基本原因，而避免同音词也好，外来语的吸收也好，都不过是次要的因素罢了。”唐钰明充分掌握了甲骨文、金文的词汇资料，能在不迷信外来语言学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新的看法，是必须加以肯定的。

　　民族信心的建立，让自己能更客观地，更有信心地去选择、思考外来的理论，在借用外来理论时，不至于盲从。这无论在哪方面的研究，都非常重要。我曾经对研究文学的朋友说，如果有一天，有人用中国古典文学理论去审视外国文学，那将是一个怎样的局面？

　　今后研究文化、文化交流，在自信的基础上，占有资料，就能客观的发现许多过去所没有考虑的问题。我盼望中外文化交流的研究，在有利的环境下，能更上一层楼。（作者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主任。原文共有14项备注，由于版位关系，无法一一刊出。）

《联合早报》;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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