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名家访谈录（1） - 达人(庄子)

2006/02/13 | 电影名家访谈录（1）
类别(优秀文章汇集Excell) | 评论(0) | 阅读(64) | 发表于 15:13: www.cuteid.com/bbs/viewthread.php?tid=11827 
杨君：其实中国电影的发展跟中国文化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您除了教学，搞评论，其实对西方电影的理论有相当多的研究。 
 
崔君衍：因为我主要的精力还是西方理论研究。这一点我体会最深的就是西方电影理论已经不仅仅是作为诗学层次，或者创作实践层次上研究电影。但是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还是应该这个层次，因为电影要拍出来，拍的好看，有含义，让观众欢迎，就应该在这方面多下工夫。有的老理论家说西方电影理论只有两个理论是成行为系统的，一个理论就是蒙太奇，当然也不能完全说是西方电影理论，因为它是苏联电影创作出来的，爱森斯坦、普罗夫金共同创造出来的可以给电影打下基石的电影语言。另一个系列就是巴赞说的长镜头电影理论。有的老电影理论家是这么认为的。我也觉得大概从创作的实践上，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理论方面，但是要是从文化大背景，就是电影已经成为人类文化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和每一个民族的文化是息息相关的，它反映一个民族的追求，民族的思维和民族的艺术美学主义的倾向。但是电影从文化角度来讲，从西方来讲，五花八门的很多，从社会学、从心理学，甚至佛罗里德精神分析，从美学、哲学、文化人类学，都对电影有一种研究，从文化的视角或者从他们的人文科学视角来谈。 
所以我觉得也应该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也不能排斥从这个角度研究电影。所以，我把自己的学术职责，一方面要认真做电影的理论和实践结合的介绍，像巴赞这样的理论，像新浪潮、左岸派或者美国电影的经验要介绍给中国的电影家，中国的观众，中国的文化人。同时，我还要尽多地介绍从文化角度研究电影的东西，我确实也希望电影成为文化的一部分丰厚的遗产。 
 
杨君：您觉得国外的哪些电影或者电影代表作对中国电影推动是有作用的？ 
 
崔君衍：从我个人来讲，不是一种，是多类的，多元的。因为电影应该拍正好看，这是肯定的，对不对？在现在这种状况下，应该吸引更多的观众，无疑好莱坞的叙事方法，尤其是好莱坞特别要强调一个故事，要把故事讲漂亮，那好莱坞的经验是非常值得我们借鉴的。另一个方面，现在这个阶段好像更多的在商业活动中间，作为企业的发展，可是我还是这个观点，它作为一个文化现象或者作为人类文明的表达，或者一种生存的记录，电影也需要另外一个角度去借鉴。我想像法国电影，过去的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包括原来苏联电影很优秀的传统，应该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所以，我的借鉴观可能是比较开放的。 
 
杨君：对，而且您是比较抽象的流派的借鉴方式。您说哪些西方影片对中国的电影有相当大的帮助？ 
 
崔君衍：还是要有不同类型。如果类型片，比如美国的类型片，包括美国的《泰坦尼克号》、《飘》都是中国制作自己的大片中应该借鉴的。中国自己制作大片中注重影像效果，特别是视觉的刺激，视觉器官，《英雄》好像正在做这件事情。 
 
杨君：这种借鉴应该是分阶段的。比方说我们在解放初期或者50年代、60年代，60年代、70年代电影的发展不一样，世界电影的发展层次也不一样。咱们国内早期的电影，那时以一些比较纪实的、故事情节多的电影为代表。 
 
崔君衍：你是说分时期，可以这样说，我同意这个观点。但我还是要讲是分类别，有的时候我要借鉴，比如用记实反映生活，更多的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或者原来就有一个好的传统。如果我要表示一种激情，甚至革命的激情，表示新旧的对比，表现社会上层和下层的一种隔阂和斗争，有的时候蒙太奇应该是一种好的借鉴方法。如果追求叙事的流畅，追求平稳，也许长镜头也是一个好方法。但是，不同的影片会有不同的风格特点，那么你在借鉴的时候肯定会要选择你要表达的意图，然后选择。 
 
杨君：其实长镜头这种技巧，对中国电视业是有非常大的帮助。比方说纪录片《望长城》，比如《东方时空》、《百姓故事》等等也是受了长镜头的影响。 
 
崔君衍：作为一个纪实手段，任何一个媒体如果有自己的故事都可以介绍。 
 
杨君：作为您个人来说，您比较喜欢的国外的影片有哪些？ 
 
崔君衍：我比较推崇的一部影片，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我喜欢它的叙事，一个创新的追求，一个创新的精神，那就是《公民凯恩》，我看了无数次《公民凯恩》，而且研究每一个镜头和深在的含义。有的时候《公民凯恩》这部影片，多叙事角度这一点，作为现代电影它是一个起源，一开始。后来在《罗生门》又有这种特点，甚至在现在《英雄》也在用它的多叙事角度来构造影片。当然，我们在构造影片时会有一种功力的差别，但是特点应该是这样。这点我个人从文化角度，从电影本体的研究角度，比较推崇这种影片。 
 
杨君：就是还是非常有结构，很有电影本性理念的影片。也有一些故事性，内容很有力量的影片，比如《飘》。 
 
崔君衍：应该是大家都喜欢的影片，我们也不例外。 
 
杨君：《罗马假日》。 
 
崔君衍：比较好看的影片，传达人的美好情操的影片，《罗马假日》应该也是大家都喜欢的。 
 
杨君：您觉得中国电影要分阶段发展的话，应该分哪几个阶段？ 
 
崔君衍：这好像应该是历史学家的事。我肯定是说按照教科书的说法来说，因为我个人没有特别深入的研究。早期20年代以前，应该说中国电影在那个时间开始自己的创作，自己的生存，开始建立中国电影的一种基础。30年代以后又是另外，在党领导下的左翼电影，更多是民族自救，民族救亡这些内容占主导地位的。30年代、40年应该都有这样，解放以后有几个阶段，刚解放到1959年是一段，还是蒸蒸日上的过程。它只是更多的从苏联电影中得到借鉴，比较单一，但它从反映人的新的生活，还有很多可以值得借鉴的地方。其中当然也有很多政治因素造成了很多复杂的烙印。 
 
杨君：有时代的烙印。 
 
崔君衍：文革当然是另外一个阶段，再有就是新时期的电影，当然我们都是参与者，我们有自己的追求，大家有自己的爱好，或者我们自己有自己的美学理想，在新时期中间是另外，很抽象。 
 
杨君：如果您要点评《卧虎藏龙》，那是奥斯卡奖最佳外语片，和评现在的《英雄》，您觉得他们之间有可比性吗？ 
 
崔君衍：我觉得在技术上有可比性。而且《英雄》很多地方是借鉴了《卧虎藏龙》，动作、慢镜头，非常公正地说是借鉴了李安的特点，拍摄手法。但是可能在意识形态上两个是有差距的，这一点好像缺乏一个可比性。 
 
杨君：就是您说很多人没有关注到意识形态的差别。 
 
崔君衍：我想很多人应该也关注到了。李安我想他更多的宣扬民族的性格或者民族忍让的观点在里面。《英雄》可能更多的是从大的政治上的，和平这些主题来谈问题。当然，现在也有很多争议，我想这个争议也是很正常的现象，作为一部艺术作品，我们不仅分析它的可视性，好看不好看，同时也要大家一起讨论它的内涵，这样对一部影片完整的评价。 
 
杨君：其实不同的影片在不同的时期创作，包括不同的人来操作，它本身进入的角度就有很大的差别，没有一概而论的比较，应该是这样的，打上自己的烙印。我很想知道您最早是学英文的吗？ 
 
崔君衍：我最早是学法文和俄文的，家里学英文，父亲是老师，这样自己就跟着学。还有别的语言，是读，这三门是可以用。 
 
杨君：来到电影出版社和《环球银幕》工作之前您是怎样的工作经历？ 
 
崔君衍：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以后就到了一个边疆军区，文革以后我复员。但是当的都是干部兵、学生兵，然后复员回北京到了工厂做工人，做车间的工作，虽然那是历史的很曲折，但是作为人生也是有内容。虽然有时是虚度了一些年华，但是也认识了社会的很多生活。 
 
杨君：真实的生活。 
 
崔君衍：所以人一辈子做工、农、兵、学、商，好像都做过，工肯定做过工厂，当过兵，农，当时是"四清"运动，到农村很长时间。学当然是现在、过去都是学生或者学者。现在我做《环球银幕》或者做电影出版社总编辑，作为一个出版商去考虑问题。搞经营。所以我们这代人挺有意思。 
 
杨君：各种行业都做过。后来从工厂回来之后，您就到了电影家协会。一直在电影家协会，后来到电影出版社。我也听说电影家协会每个星期都放各种各样好电影。都是大片，礼堂里放。很多电影是外面都没有机会看到一些好片子。 
 
崔君衍：那是过去，现在没有了。在80年代有的时候叫所谓内部影片。那时看片 
子很有意思，其实环境并不好，在80年代以前，但是大家看片和观片的热情特别强。陈凯歌的《黄土地》就在很小的小屋子，挤满了人，大家去看，给人一种震惊，怎么又见过这种类型的影片，但是大家从欣赏影片到讨论影片，甚至出一些是在我们的刊物上反映的材料，都是非常真诚的追求，那时对文化的东西比较热烈。现在大的视角是从文化或者艺术转到了市场和经营，也是一个历史的必然。 
 
杨君：也是一个阶段。 
 
崔君衍：这也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杨君：那时看电影是属于单位放，后来慢慢看电影成为您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电影除了成为您生活中的一部分，而且成了您工作的全部？ 
 
崔君衍：好像是工作的性质，需要研究或者拉片子。后来随着技术的进步，包括DVD采用以后，不是一般的观赏，看片子，要逐个分析它的叙事、画格、镜头的长度，变成一种工作性的东西。走来走去，觉得已经逐渐失去新鲜感了，有时觉得是工作，在做。 
 
杨君：是不是所有的西方能够看的电影都看过？ 
 
崔君衍：不可能，太不可能了。但是主要的，因为我们这几十年在做，但是主要的片子，尤其是经典的片子，我们争取都把它看到。因为作为影片中有很多拍的应该说是经典的，在历史上可以留下一生画面，有的片子应该是垃圾。应该说很多垃圾尽量不要再浪费你的时光，去看这些东西。还是要精选从我们自己的，包括我编环球杂志，或者介绍这些图书，也是尽量告诉这部片子还可以值得看，也希望很多年轻人或者年轻的电影工作者有一个选择。 
 
杨君：起到了一个筛选和推荐的作用。而且一直做了很多年。 
 
崔君衍：一直做了很多年，包括《环球银幕》也是做了很多年。《环球银幕》是在1986年出来的第一期，都是试刊。90年代比较正规，作为月刊。 
 
 
崔君衍：1979年到1980年之间。还有一件事，我觉得对中国电影的理论发展影响很大的一件事，就是中国电影家协会举办的电影暑期训练培训班，不知道你听过没有，当时你还小，80年代中一直办了五次，那也是破天荒的一次，在改革开放时期的破天荒的一次，请三个美国教授来讲美国电影怎么研究电影的理论，完全从文化现象研究这些电影，而且当时我记得有一个尼克布朗的教授，三个人里比较年轻的教授，他雄心勃勃，他说我要带给中国电影全新的概念，通过他的讲课，大家更多的了解比如说巴赞的影响，或者电影符号学，或者精神分析理论，后来我按照这些东西，又按照自己的研究结果，写了那篇文章，就是现代电影理论信息。当时夏衍夏公接见中国的学者和美国学者，而且非常语重心长地说，中国电影也要作出自己的理论系统，他说的这句话，今天好像还是义尤未尽。那时还和美国人一起，因为是破天荒的第一次，美国的文化处和我们大家在一起搞Party，而且当时美国人也没有设想中国和美国电影的同盟。 
 
杨君：感谢您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希望您今后常来作客。 
 
崔君衍：不客气，谢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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