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视野下的语言与文化 - 达人(庄子)

2006/02/13 | 人类学视野下的语言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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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于《学术论坛》2002年第4期。

人类学视野下的语言与文化

富晓星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与社会学院，北京，100081）

摘要：语言学是人类学（或民族学）最亲近的学术好友，首先将语言学与人类学结合起来研究的是１９世纪欧洲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家。自觉吸收并充分运用语言学理论、观点、方法、材料进行民族研究，是现代人类学的特征。
关键词：人类学；语言学；语言；文化

在东方学术界，语言学被看作是人类学（或民族学）最亲近的学术好友，考察民族的形成，确定不同人群的迁徙发展史时，总离不开语言学的佐证。在西方学者看来，语言学根本就是人类学的组成部分，"anthropology"本身就包括体质人类学、考古学、社会文化人类学和语言学四个分科。因此，将语言学和人类学称为"最佳搭档"并不牵强，在实践的工作中，不少学者已在应用，但是，关于人类学和语言学结合的理论探讨问题，还没有引起国内学者们的重视，通过中国学术期刊网的检索，我发现，从1994年到2001年底，有关人类学和语言学如何结合的文章，只有不到7篇。因此，本文试图就这一问题作初步的科学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 20世纪前语言学和人类学合作的历史
首先将语言学与人类学结合起来研究的是１９世纪欧洲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家。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产生使语言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同时又显示出它与其它社会科学和某些自然科学广泛的接缘性，并成为一门影响其他学科的领先学科。早在１８世纪下半叶，德国经典语文学家沃尔夫和布克就将语言定义为"民族的传记"。１９世纪初，历史比较语言学奠基人拉斯克和格林也认为语言是了解民族起源及其远古历史和亲缘关系最重要的工具。格林宣言"我们的语言就是我们的历史"，认为语言比骨骼、武器和墓穴更能证明民族的历史，是民族历史文化的碑铭。拉斯克、格林对于语言历史主义的理解导致了１９世纪下半叶以库恩为代表的语言古生物学的产生。库恩利用语言的历史比较重建原始印欧人的神话和宗教；皮克特则从印欧语的证据中找到雅利安文化的基本特征；希尔特甚至通过原始印欧语中的同源词推断印欧人的原始故乡及生态环境和社会生活。以斯坦赫尔为代表的语言民族心理学派主张语言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心理特征，表现出民族精神的自我意识、世界观和逻辑思维。接着以施莱赫尔为代表的自然生物主义学派将达尔文对于物种起源的进化论应用于语言的发生学研究，创立了语言谱系分类理论，从而为世界民族的分类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整个１９世纪，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比较语言学一直把语言当作使用它的民族及其史前史研究取之不尽的文献资料。
自觉吸收并充分运用语言学理论、观点、方法、材料进行民族研究，是现代人类学的特征。

二、语言学和人类学现今存在的问题
1．拯救语言
在拥有约60亿人口的世界上，分布着四千多种语言。然而这几千种中的数十种语言随着时间的流逝，濒临灭绝。在西欧，目前，只有45种本土语言"活着"。当哥伦布发现美洲时，有两千多种语言遍布于美国不同的土著民族中。然而在此之前，即公元1500年前，本土语言被如在中南美洲的Aztecs和Incas的民族扩张所埋葬。当西班牙和大英帝国把魔爪延伸至此时，土著语言消逝地更快。一个类似的过程也一直在亚洲、非洲和中东地区上演着。
与此同时也存在另一种情况，就是在当前实现现代化的全世界潮流中，普遍存在一种语言向统一方向发展的趋势。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人们共同使用一种信息量大、使用面广的语言，有利于本民族、本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因此，这种语言求同的趋势势不可挡，于是，在语言的接触和较量中处于弱势的语言就面临一种母语危机。现存的四千多种语言中的大部分通行于平均有五千人左右的小型社会中。而这种母语消亡和母语贬值现象在小型社会中尤其值得关注。笔者认为，语言不只是一种工具，而且还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结晶。失去一种语言，就是失去一个文化系统中最基础的部分。那么这个民族也不能称其为完全意义上的民族。所以，拯救语言不仅是当代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的特别任务，也是我们每个社会成员责无旁贷的义务。
2．新的交叉性的语言学分支学科的诞生
20世纪后半叶，出现了一些新的交叉性的语言学分支学科——与其他社会科学交叉的如社会语言学和文化语言学；与理科一些学科交叉的如心理语言学和计算语言学等。关于社会语言学和文化语言学的论著，有一般性理论研究的（如有关社会语言学和文化语言学的性质、对象、范围和研究方法等），有专就某个领域、某个社团的语言进行研究的（如法律语言研究、新闻语言研究、广告语言研究、教学语言研究等），有就语言交际进行研究的（如礼貌语言研究、公关语言研究、体态语研究、言语交际研究、叫卖语言研究等），有就语言计划和语言政策进行研究的，有就语言和文化的关系进行研究的，等等。
19世纪的语言学着重语言的纵向研究，20世纪语言学着重语言的横向研究，21世纪的语言学势必是对语言进行纵横结合的立体研究。文化语言学的大综合的性质，正好使它具备这种立体研究的视角。其中的双语和多语现象、阶级方言和阶级语言和社会语言学中的借词现象、禁忌和委婉语词以及两性的语言风格也是当今人类学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
计算语言学也叫"自然语言处理"，它是计算机诞生后所出现的语言学中一个新的交叉性的分支学科，其主要任务是指导语言信息处理技术的开发，以建立一个基于某种语言信息理论模型的能够给出理解自然语言（诸如英语或汉语）的结果的计算机系统，使人机会话、双语机器翻译、自动生成文摘、情报自动检索、计算机辅助教学等能得以逐步实现。这无疑是把语言学和人类学从原始的田野调查等传统方法推向"第三次技术革命"—— 一个崭新的数字化时代。我国对其进行真正较大规模的、较系统的研究是8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现在，字处理和词处理已取得较好的研究成果，句处理（主要解决句子意思自动理解问题）也已起步。计算语言学在人类学中的应用主要是词频分析。因为诸多的词汇用手工分类难度很大，现在通过计算机的词频统计，可找到词根，这样一能追溯民族语言发展的历史，二能比较两种语言在历史上亲缘关系的远近。并且计算机记录民族语音，可准确分析音高、音位等要素，这对语言学和民族学研究极有裨益。
90年代开始，国外的计算语言学有了显著的进展。现已开发出文本分析软件（即Pax），这对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提供了便利条件。人类学家可用其强大功能进行词汇分类统计和词义分析，以随时纠正方向。目前在我国，计算语言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结合少之甚少，更缺乏既懂语言学和人类学，又懂计算机科学的新型研究人才，但是计算语言在人类学中的介入将是今后人类学跨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
3．电影语言在人类学中的应用
这个分论题涉及到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即影视人类学的研究。但是笔者在这里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影视人类学是用影视手段来表现人类学原理的影视片，而并非是影视语言学和人类学的有机结合。因为从严格意义上来讲，电影作为一种艺术手段，在60年代以前，被理解为一种比喻的表现形式，当时称之为电影语言，这是一种自然语言。60年代后，由于符号学的引入，理论界对电影是不是一种语言这个问题产生了争论。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术语来说就是：电影中语言系统是什么，言语又是什么？米特里认为，电影不等同于语言，艾柯的观点肯定电影符号学的存在价值；罗兰• 巴尔特认为在电影中，尚未发现语言系统的类似物；麦茨通过10年的研究，最后得出电影是一种没有语言系统的语言（或言语）。所以更谈不上电影语言学这门"莫须有"的学科了（现在所说的电影语言学是以60年代前那种传统的自然表义语言为研究对象的，而并不是建立在索绪尔的语言学基础上的）。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电影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它还很年轻，只有一百年左右的历史，它还在不断地成熟与发展，因此，构架真正意义上的电影语言学也是一种必然趋势。电影语言学或是影视语言学在人类学中的应用是一块还未开垦的尖端的"处女地"，并且人类学界对影视人类学的界定一直没有令人信服的结果，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在今后的研究中亟待解决的。
4．非言语交际的民族特色
非言语交际包括使用体态语、实物语言（如烽火、狼烟、火把、树枝等）、鼓角、哨语以及结绳、契刻、图画等类似于语言的信号进行交际。民族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除研究人类语言及其文字的起源发展外，还十分注重对非言语形式的研究。象征人类学就把体态语作为一种重要的象征手段。近三四十年，非言语交际的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这主要表现在：对非言语交际重要性的认识。西方学者认为，在面对面的交谈中，言语交际所传递的信息占35%，而非言语交际所传递的信息可达65% 。研究领域的扩大，过去只限于对身体语言的研究，现在扩大到触摸、服饰、空间和时间的利用等方面。对非言语交际手段作用的评价，过去只把它们看作言语交际的辅助手段，现在承认，这些手段也可能起独立传递信息的作用。
非言语交际在我国改革开放之际有其重大的实用价值，不过这方面工作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值得引起重视，大力开展这方面的研究。

三、人类学视野下的语言与文化
1．语言现象在参与观察中的重要性
人类学家在异族文化区进行田野调查时，如果想深入族群的核心圈内接触最直观的文化现象，又不能用土著语和调查对象通话，那就难以发现最重要的材料。而且早期人类学家所研究的大多数民族都没有文字（这些民族通常不识字），这就意味着人类学家无法通过研究书面文献来了解他们的文化。所以解决上述情况的最有效的办法便是学习这些民族的语言（通常是非常陌生的语言）。西方一些著名的人类学家一般都受过较全面的语言基础训练，而且至少会两门通用的外国语。在调查某一民族或社区的文化之前，还要尽量掌握当地语言的一些常用语。由于有了这一系列的语言基础，到了调查地再边调查民俗边学习口语，3个月后就能基本上和调查对象通话了。这种方法与"参与性观察"的思想是一致的。也只有在和当地人达到较自由的通话之后，我们才能发现许多前人书面未载或我们意料不到的宝贵的人类学材料。因此从原则上说，人类学家的田野作业是须臾离不开语言的。
20世纪早期，最早强调"参与观察"的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两度在南太平洋的特罗布里恩群岛进行实地调查。在调查过程中，马氏认为迫切需要一种人类文化语言学理论，以便引导人们在当地人中开展语言研究，并与民族志研究结合起来。为此他努力学习调查对象的语言，并能熟练地使用多种当地人的语言。这很快使他与当地人的关系变得融洽起来，同时极大地方便了他的实地调查。他强调在实地调查中使用调查对象的语言，他提出的语境概念等，对描写语言学的发展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
美国人类学奠基人之一 ——博厄斯在其对美国西北海岸的爱斯基摩人和Kwakintl印第安人的实地调查中，产生了研究语言的兴趣。他认为如果不学会那种民族的语言，就不能真正了解那种文化。这种需要对语言研究来说，不只是实践的需要，而且他坚持是理论的需要。博厄斯曾说过："在我们提到的所有题目中，印第安语言的知识充当了全面了解这个民族风俗和信仰的一个重要连接物。"他要求学生必须懂得他所研究民族的语言，他本人就懂得了17种印第安人方言。更重要的是，博厄斯关于语言对人类思维重要，因此对人类文化也重要的观点，构成20世纪前50年的美国文化人类学的一个基础观点。正如他的学生克洛伯所诉：当言语一呈现时，文化也就随之开始。此后，其中每一方的丰富都意味着另一方更深入的发展。
2．语言文化对比
(1)语言对文化的影响。社会的语言是社会的文化的一个方面，是文化的一个子系统。人们经常说的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其实是不全面的。载体与运载物既可分别存在，也可用别的载体和运载物进行替换。但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则不同。因为一切文化活动和文化创造都离不开语言的作用。所以文化的积累也都保存在语言的信息系统之中，这是任何载体都不可能相提并论的。由于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的成果凝聚在语言之中，因此可以说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不仅以已有的文化成果为起点，而最主要的是以巩固语言信息中的文化总体中最核心的部分。所以，语言不仅是文化总体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是文化总体中最核心的部分。
语言对文化起决定性的作用。萨皮尔和沃尔夫认为语言不仅仅是人类经验的客观记录，它还有其内在的强制力量。人类所了解的客观真实只不过是被语言简化了的形象。所以就某种意义而言，人类可以说是语言的奴隶。萨皮尔曾经指出：在很大的程度上，真实世界是无意识地建立在人类集团的语言习惯之上的。从来没有两种语言相似到足以被认为是反映同一社会实际的地步。不同的社会所处的世界乃是各有区别的世界，而并非同一世界被贴上了不同的标签。这也就是说，不同社会的人观察到的客观实际是不同的。原因就在于他们讲述不同的语言，而每一种语言又将客观实际强制纳入了独特的模式，这种理论在语言学上称为萨皮尔—沃尔夫假说。
如果确如假设所言，是语言塑造了人类的思想，那么两个语言相近的人类集团就会具有共同的信仰和实践。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与此同时，纳瓦霍人的文化却与很多语言完全不同的部落相同。在人类历史上，语言不同但是文化经济情况却非常相近的社会是屡见不鲜的。
总之，语言和思想的变迁应该是由社会和经济的实践引起的，而并非语言和思想决定了社会和经济的变迁。萨—沃假说过分强调了语言对文化的塑造作用，但假说毕竟是假说，它本身是未经科学验证的。
(2) 文化对语言的影响。文化对语言的影响，大量地通过词汇表现出来。因为词汇对于人类观察和认识客观现实并赋予其意义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对词汇的分析可以看出某种文化的基本重心是什么。例如，在阿拉伯语中，人们至少用了六千个词来表示各种骆驼、骆驼的各个部位和有关的装备。由此，骆驼和与骆驼有关的一切，在阿拉伯人的生活与文化中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
任何一种语言中，某个方面的词汇的构成，与以下三个因素有关：一是该方面的词汇在社会中的重要性。二是环境中所碰到的各种各样的实际现象。三是基本词汇（必须使用的词语）的量的大小。例如：哈萨克语中有很丰富的关于牲畜的词汇，羊、马、牛、骆驼等主要牲畜因性别、年岁的不同有各种不同的名称。但有关蔬菜的名称，在哈语里则比较少，一些主要的蔬菜如"白菜、萝卜"等都借自汉语。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方面因为游牧是他们的主要生存方式，另一方面是因为人类所具有的辨认"自然"物品的普遍功能。
学者们通过自己的研究表明：词汇至少在某些情况下是受文化、环境及生理因素影响的。如颜色词就是这种情况。有的语言只有两种通用的颜色词，大体相当于汉语的"暖色"和"冷色"。而别的一些语言，如英语和匈牙利语，颜色词超过了10个，如果加上复合词，那就更多了。此外，就当代来说，妇女们关于色彩的语言通常要比男人们丰富得多，而老一辈人也经常抱怨听不懂现在年轻人所说的话，比如"酷"。
3．人类学研究中的语言学方法
方法论对每门现代科学的理论和实践都有重大意义。系统的研究方法是学科成熟的标志之一。在人类学研究中运用语言学材料和方法，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密切注视有关的语言学材料，有关社会制度、亲属称谓、等方面的名词术语，都可以充分地加以利用；二是自己亲自动手，直接搜集为人类学研究服务的第一手语言学材料。为此，掌握语言学的方法，特别是通过语言材料来研究人类学的方法，是很重要的。经常使用的语言学方法有以下几种：
(1)音位记音法。这是语言学方法中的基本功，也应该成为民族学研究的一项重要方法。当然两者是有区别的，从人类学方面看，并不要求全面地归纳和描写一种语言的音位系统，或者探讨语音的发展规律，而只要求对所描写或论述的事物——语词或长篇材料作准确的语音记录。如果不掌握这种方法，在人类学调查中就只能以汉字来记录民族语词，或者仅靠口译来记录长篇材料。这样记录得来的材料是极不准确、极不科学的。要掌握这一重要方法，我们就要学会国际音标，以及用国际音标进行音位记音的基本知识和技能。
(2)语义辨析法。这是语言学中，语义学和词典学经常使用的方法，运用到人类学上，尤其是在那些有助于说明人类学问题的关键语词上进行语义的辨析，往往能起到直接证明事物属性的作用。恩格斯在分析母权制崩溃以后所建立起的父权家长制家庭的特征时，就使用了这种方法。只要我们注意运用语义辨析的方法，我们就可以通过语言这一物质外壳，来分析研究其内容—— 一个民族的社会历史的各方面的现象。在进行语义辨析时，最重要的是分析本义，其次是分析各义项之间的关系。在与人类学结合起来看，这种从本义到其他义项的发展变化，正是社会发展和人们认识活动发展的结果和反映。
(3)历时遗留考证法。我们借用泰勒《原始文化》中运用的"遗留"(Survival)这一术语作为运用历史比较语言学原理纵向考证民族历史和史前史所用方法的总称。泰勒用"遗留"表示"仪式、习俗、观点等从一个初级文化阶段转移到另一较晚的阶段，它们是初级文化阶段的生动的见证或活的文献。"他没有提到语言。１９世纪欧洲的语言古生物学首创了从语言考证民族历史的方法—一又称语言古生物学方法。这一方法又包括词源学分析法、语言底层考证法、古文字考据法等。这是考证民族历史最重要的语言学方法。
(4)共时背景分析法。通过语言的共时或横向对比发现不同民族现象的功能和特点，揭示其共性或差异性。又包括语言禁忌分析法、多义词共时意义历时法、合成词词素分解法等。例如比较藏语中对"鱼"的忌讳和汉语中对"鱼"的崇拜，可发现藏族的宗教信仰与汉族传统文化心理的差异；从泰语中"巫、医"同词现象，可知泰族曾有过巫医合一的历史；由云南傈僳语把北方叫"水头"，把南方叫"水尾"，可知当地河流的走向是由北而南；纳西语中大树叫"树母"，小树叫"树男"，可作原始母系氏族社会的证据。这一方法主要起补充、印证或提供线索之用。
(5)词汇密度考察法。不同民族语言中某类词汇密度的高低，乃是其生活需要和生存环境决定的。通过对词汇分布密度的考察，可发现不同民族的需要和环境。摩尔根最先使用这一方法研究人类野蛮阶段初、中、晚期的主要贡献。例如他从荷马诗篇中高密度的有关麦、田、房屋、船只……的词汇，推断野蛮时代晚期人类就具有了有关谷物和田野农业、建房筑城，还可能使用钉子造船……的知识和经验。再如从我国北方三江流域赫哲族语言中高密度的鱼、渔猎工具和山、水、兽神的词汇，就可看出赫哲人居住的自然环境、生活方式和心理状态。
(6)借词观照法。这一方法主要用以研究民族间的接触交流。罗常培《语言与文化》第四章《从借字看文化的接触》指出了运用这一方法的具体途径。
(7)语言谱系分类法。民族分类的主要方法。施莱赫尔创立的语言谱系分类法，对民族的亲缘分类产生了重大影响。我国民族学家凌纯声在４０年代最先运用这一方法将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划分为百越、氐羌、苗瑶三大族系，分别相当于汉藏语系中的壮侗、藏缅、苗瑶三大语族，从而奠定了我国民族分类的基础。至今这一方法仍是民族分类中最有影响和应用价值的方法。
(8) 谱牒追踪法。这一方法包括应用亲属称谓和父子连名两类语言资料追踪古代家族制度和渊源。摩尔根首创用亲属称谓研究人类家族制度和婚姻制度的发展变化。罗常培最先发现我国藏缅语族中的父子连名现象，并据此解决了几个民族史上悬而未决的民族如摆夷、南诏的归属问题。研究者近来还发现有母子、舅甥连名现象，并且不局限于藏缅语族。这一方法尽管有某种缺陷，但仍是民族学界常用的研究方法之一。
(9)结构分析法。列维•斯特劳斯将语言学中音位分析的方法应用到亲属制度以及神话的研究上，开创了民族学结构学派。结构分析法运用精密的数学公式和数理逻辑，把社会作为一个无意识的、封闭式的结构进行分析，是一种演绎的方法。有的学者认为它是唯心主义的，将会自然消亡或不再发展。也有的学者认为这一方法既完成了它的使命，又始终有未尽价值。
(10) 词汇统计法,又称语言年代学方法。是根据核心词汇在发展中遗留下来的百分比计算语言发展年代和亲属关系的方法，为美国人类学家、语言学家斯瓦迪什在５０年代初根据C14年代测定法模型创立的。这一方法建立在语言中核心词汇按恒定比率（第１０００年后平均保留约８１％）发展变化的假设上，可用以根据亲属语言（后人发展应用于方言）中共有的同源词的百分比来推算它们从原始母语中分化出来的年代及亲缘关系的远近，因而也可用以测定同源民族分离的年代和关系的亲疏。
(11)隐喻解码法。语言中的词汇性的隐喻是根据相似原则以已知名未知的意义变化方式，是不同民族根据自身认知水平和心理状态对所指对象客观评价的结果。民族心理学和象征人类学的部分内容就建立在对隐喻的解码上。例如英语COCK本指公鸡，又隐喻人的阴茎；台湾高山族阿眉斯语把虹叫做"依特克（神名）的圈套"。又如畜牧文化类型的蒙古族，用"兔子的睾丸"隐喻圆形的板栗，而具有山林文化特征的南方少数民族，往往用"果"隐喻圆形的物体如纽扣、辣椒、眼珠、炸弹等。通过隐喻可探究不同民族的文化特征和心理。

四、结果与讨论：语言学和人类学交融的未来
在考察语言学和人类学相互关系的过程中，下面的特点值得注意：这两个学科之间的密切关系，正影响着各自的结构，既影响着对语言和语言描写的性质的理解，也影响着对语言在文化中的地位的理解。迄今为止，语言学和人类学这两个学科的历史根本无法割裂开来，将来怎样还很难说。但至少就美国而言，语言学和人类学之间的联系不仅一直得以保持，而且还有进一步加强的迹象。这种情况导致20世纪的历史语言学家断言：20世纪前50年的特点是大力倡导语言的自主性，这成了研究的目的，并全力进行结构描写；20世纪后50年的特点是关注社会文化环境中语言的整合，并全力进行功能分析。今后，人类学、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等学科之间会发生更多的相互渗透，其研究目的和内容会发生更多的交叉。它们在各自的研究中会找到新的结合点和新的分工，并在此基础上获得无可限量的新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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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赵蓉晖、刘辉：《文化人类学理论与语言学问题初探——文化人类学阅读扎记》，《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1995年第4期。
[6] 文平：《人类学语言学的发展（下）》，《国外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
[7] 纳日碧力戈：《从馄沌、音系到认知：语言学和人类学的再汇合》，《民族语文》，1998年第5期。

[作者简介] 富晓星（1980—），女，满族，辽宁沈阳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与社会学院研究生。北京，邮编：10008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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