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城市精神海派文化人格形象 - 达人(庄子)

2005/11/13 | 上海：城市精神海派文化人格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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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城市精神海派文化人格形象陈卫平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2003年的春天是“戴着口罩的春天”。然而，我们即使戴着口罩依然感受到上海培育城市精神的空气。虽然上海城市精神的话语是出自上海领导之口，经过新闻传媒而成为公众话语的，但是培育自己的城市精神是上海走向国际性大都市的必然要求。这不仅是因为世界著名的大都市都有各具风采的城市精神，而且我们回顾上海最近20多年来的发展进程就可以看到----上海城市精神：在与时代同进中成长.
尽管“城市精神”作为一个词汇还是刚刚传播开来，但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实际上始终在追求和培育着自己的城市精神。这样的追求和培育随着上海在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所处地位的变动而具有不同的内涵。
在中国现代化启动的上个世纪80年代，上海充当的是改革开放的“后卫”。在这样的格局下，上海呼唤的城市精神就是当时频频出现于宣传媒体的一句话：“重振大上海的雄风”。“重振雄风”是针对“雄风不再”而言的。在80年代的中期，上海经济增长的速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地方财政收入“大滑坡”，工业甚至破天荒地出现了负增长。因此，呼唤“重振雄风”的城市精神是以揭示和探讨“上海病”为先导和主题的。如果说1987年上海作家俞天白的长篇小说《大上海的沉没》获得颇为热烈的社会反响，是由于以文学形象揭示和探讨了上海这种“衰落巨人综合症”；那么，早在1980年发表的上海社科院沈峻坡的文章《十个第一和五个倒数第一说明了什么??关于上海发展方向的讨论》之所以引起褒贬不一的议论，则是因为从理论上揭示和探讨了“上海病”。这篇文章指出上海在为新中国经济建设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呈现出了综合平衡被破坏的畸形病态。《解放日报》为发表这篇文章所加的“编者按”提出：“联系实际，回顾历史，分析现状，进一步把左倾思想批深批透／，彻底肃清其流毒，按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来认识建设上海的方向……使上海这个‘经济巨人’从病态中迅速康复起来，在四化建设中迈开矫健的步伐向前奋进。”所谓的“上海病”，说到底是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尽管这在当时并没有认识得那么清楚，但揭示和探讨“上海病”的矛头实质上是指向计划经济体制的。所以，“重振雄风”作为城市精神的重要内涵，就是挣脱计划经济体制束缚的思想冲力和不甘沉没的志向。
“重振雄风”作为城市精神的另一内涵，则是回溯上海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繁华。80年代中后期对于“海派”的讨论就反映了这一点。当时上海有位学者指出：“为什么是在80年代，为什么又独独在上海本地，才有这种‘海派文化’的哄谈。这其实在原初本不是个学术问题，而是交织着这个城市里这一代人的理想、愿望，以及看来不甚健康的愤懑、孤独、自惭自怜和自尊，是心态问题”。追忆“海派”的心态是：一方面对雄风失落感到迷茫和焦虑，一方面想以昨日的繁华激励今天的雄风再起。概括地说，80年代“重振雄风”的上海精神是以渴望崛起和缅怀历史相交织为内涵的。
20世纪90年代，随着浦东的开发和明确了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方向，上海从改革开放的“后卫”走到了前沿。这时上海对于城市精神的关注集中在怎样的上海人才能抓住历史赋予的机遇，承担起历史赋予的重任。新闻媒体上展开“90年代上海人形象”的讨论充分表现了这一点。树立"90年代的上海人形象”，首先的指向是更新思想观念。原来上海人普遍以为只要破除了计划经济的体制，上海马上可以雄风再起。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在80年代到90年代初，从对国际饭店矗立“东芝”广告的声讨，从关于上海农科院奖励专家万元奖金的争论，到银行有着不贷款给民营企业的不成文规定，我们不难看到上海在80年代“沉没”的病因，除了有体制造成的种种“硬伤”外，还有陈旧观念跟不上改革开放步伐的“内伤”。因此，当市场经济大潮随着1992年的春天奔腾涌涨时，上海的这一“内伤”就外显出来了。1991年2月至3月《解放日报》连续发表3篇“皇甫平”的文章。提出“进一步解放思想，抛弃任何一种保守、僵滞、封闭的观点，形成与一个先进的国际城市相称的开放型软环境”；强调上海唯有转变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观念，才能以“改革开放‘领头羊”’的形象为世人所瞩目。在"90年代上海人形象”的讨论中，关于上海人“精明不高明”、“有能力没魄力”、“自己束缚自己”、“条条框框太多”之类的尖锐批评，都是针对思想观念不适应市场经济而发的。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同时也极大地诱发了上海人潜在的注重个人“实惠”的遗传基因。股市顿时成了上海市民的中心话题，不惜投机冒险在短暂瞬间实现淘金梦想的“杨百万’’为市民们羡慕不已和争相仿效，对金钱的疯狂追求和以金钱衡量一切的准则甚嚣尘上。电影《股疯》中的阿莉就是这样的一种艺术形象。摒弃如此的形象是词?论"90年代上海人形象”的另一指向。这反映在讨论中就是对上海人的“冷漠不热情”、“自私自利”、“斤斤计较”等作了很多检讨。与此有着呼应关系的，是1993年由上海知识分子在《上海文学》发起的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它出自于上海知识分子对于“向钱看”造成“人文精神的危机”的切身感受。尽管“人文精神”的涵义有点模糊，但其主旨是明白的：我们应当超越金钱物欲，培植和发展精神的价值需求。如果综合"90年代上海人形象”讨论的两个指向，其城市精神的内涵就是反省和提升自身的人格素质。
在进入21世纪不久的今天，上海又一次聚焦城市精神。这次词论是围绕“世博会与上海新一轮发展”而展开的，它所要培育的城市精神又有了新的内涵。上海的新一轮发展，可以有哪些具体的指标也许不是一下子就很清楚的，但其总体目标则是确定的，那就是在中国现代化的年表上率先全面进入小康社会。这意味着上海应当认识到其新一轮发展对中华民族所肩负的率先性使命，因而它的城市精神对于民族精神具有前瞻性。上海作为城市有其空间局限，它的城市精神自然有着地域性，是从受制于整个民族精神的。然而，城市是现代精神文明的中心和源泉。因此，在现代社会，地域性的城市精神又是民族精神的主要生长点，这不仅是指没有富有个性和活力的城市精神，就不可能有民族精神的多彩和生机，更是指某些大城市的城市精神对于民族精神的改进和提升起着引导示范的作用。21世纪的上海城市精神就应当如此。
今天谈论上海城市精神还与迎接“世博会”相联系，这意味着必须以世界眼光来培育上海的城市精神，也就是从世界的角度来考察和确立上海的城市精神。以前人们曾从这样的角度把上海的精神格调形象化为“东方巴黎”。这为大家所熟知。然而，人们不太知道也曾有过把上海的精神格调称为“西方纽约”。从相似性来说，把上海比作纽约更为合适。因为两者都是自己国家最大的港口城市和最重要的经济金融中心，都是没有悠久历史的移民城市。就世界主要大城市的现状而言，亚洲还不存在像纽约那样兼具世界经济金融中心和世界文化中心的城市。上海在21世纪则有可能在亚洲跃居这样的位置，因而以“中国的纽约”来表达上海21世纪城市精神的世界性涵义也许更为恰当、更显气魄。总之，培育上海21世纪的城市精神应当具有引导民族精神和跻升世界城市精神的意义。这样的城市精神既是地方的，又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
追述20多年来上海城市精神的嬗变，可以看到它在与时代同进中成长。城市精神的灵魂是城市的文化，因而谈论上海城市精神就不能不考察??
“海派文化”：接续传统和重新养育
城市精神在一定意义上是由城市文化所孕育的，而任何的城市文化都有其历史传统，并且这样的传统往往在这一文化的繁华时期凝固和彰显为某种独特的性格、形象。上海作为现代城市的文化传统可以追溯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形成的“海派文化”。我们今天要培育21世纪的上海精神，必须养育与之相应上海文化。这并非是重温昔日“海派文化”的旧梦，但接续“海派文化”的传统之根却是题中之义。从某种意义上说，接续传统是重新养育的前提和基础，养育21世纪的上海文化，首先需要确定上海在本世纪中国文化发展中的地位。现在对此是意见分歧，很不明朗的。回顾以往“海派文化”在近代中国的地位，也许能够使我们更好地认识这个问题。上海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形成了“海派文化”，这意味着它与传统的文化中心北京相对应，作为中国又一文化中心而崛起。当时所谓的“京派”、“海派”并提和相峙正可引证这一点。翻开历史，“京派”和“海派”的争论之所以由前者发难，就因为前者感受到了后者挑战其文化中心地位的威胁。已有学者论证
了上海在那时“发展成为中国文化中心，主要表现在文化事业众多、文化人才密集、文
化发展的导向性和文化鉴赏的权威性等方面”。对于北京和上海这两个文化中心的不同，鲁迅曾作了京者近官和海者近商的判断，即两者的分别就在于：一是与传统政治中心相联，一是和近代经济中心相叠。考察现代世界文化中心城市，或是与政治中心重合，如罗马、莫斯科；或是与经济中心同一，如纽约、多伦多；或是集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为一身，如巴黎、伦敦。因此，在近代中国出现北京和上海两大文化中心，与世界现代文化中心城市的形成过程是一致的。上海的全国文化中心地位的失落，是1949年以后计划经济体制下造成的。现在这样的体制已经或正在解体，上海完全有可能在21世纪重新登上“海派文化”曾经拥有的中国文化中心的地位。我们应当以此作为养育21世纪上海文化的目标定位。
接续“海派文化”的传统，决不能只是翻拍上海的“老照片”，即对“海派文化”的方方面面作零碎细琐的现象描述。因为这将使得借助“海派文化”资源停留于表层。真正的接续，就是要深入分析“海派文化”的文化元素及其生成机制，并在这基础上有所超越，从而为养育21世纪的上海文化提供营养。
从文化的功能来说，市民性是“海派文化”的关键元素。上海作为近代城市的形成过程是市民社会兴起的过程，因而在这块土地上发育而成的“海派文化”突出地反映了市民的文化情趣，由此发展出了围绕市民闲暇生活(家庭、婚恋、消费、饮食等等)而展开，贴近市民生活和心态，较好地满足市民的口味和需求的市民文化。这样的市民文化以商业化的市场为其运行机制，即靠它所服务的对象(读者、观众等)来养活，通过竞争来获得生存的地位。如此的世俗化导向和市场机制造就的市民文化，为“海派文化”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赢得地位的，是贡献了一种雅俗共赏的高品位的大众文化，从鸳鸯蝴蝶派小说到张爱玲的作品，从《良友》画报、《生活周刊》到连环画小书，都可以作为其代表。一批出众的文化自由职业者和文化产业品牌正是在这样“讨生活”的市场中脱颖而出。张爱玲说道：“从前的文人是靠统治阶级吃饭的，现在情形略有不同。我很高兴我的衣食父母不是‘帝王家’而是买杂志的大众”；《良友》画报创办者伍友德表示：“以商业的方式而努力于民众的教育文化事业，这就是我们的旨趣”；《生活周刊》主编邹韬奋强调“所谓大众的‘大’，不是高大的‘大’，却是广大的大……我们要极力使我们的文化工作能影响到大多数人，影响的范围越大，文化的功效也就越大”。当然，市场驱动和世俗化导向的过度，又造成了上海市民文化的恶性一面，即格调低下、追求噱头、庸俗不堪、粗制滥造。透视“海派文化”市民性元素的两重性，对于养育21世纪的上海文化的启示是：既要在市场机制中造就大众文化的产业品牌和职业文化人，又要警惕“海派”市民文化恶性一面的泛起。不过，目前更需要研究和推动的是前者。
从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来说，现代性是“海派文化”的重要元素。上海是在欧风美雨的吹淋下成为近代都市的，因而“海派”也有“洋派”的涵义。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词典里，“洋”与“新”相当，而与“旧”相对，西学即新学而中学即旧学，西学代表的是与中国传统文明不同的现代文明。所以，把“洋派”作为“海派”涵义之一，实际上是指出了其中的现代性元素。在思想上，“自晚清以来，上海就是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在中国传播的最大中心”，现代西方的各种思想学说大多是由上海而影响全国的，最为典型的是“严译名著”八种和“汉译世界名著”。在文学艺术上，西方现代的流派和类型基本上是首先在上海登台的，从电影、话剧到管弦乐、爵士乐，从精神分析小说到后期象征派诗歌，无不如此。体现西方现代文明的种种文化机构，往往最早出现在上海，如报社、出版社、图书馆、女子学堂、科技学校等。由于“海派文化”善于吸取西方现代文明，因而就有了开创风气、敢为天下先的长处，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进程中充当了追求现代性的急先锋角色。刁；过，总是做开风气的先锋往往也容易产生一味赶时髦而流于浅尝辄止和多变无常的弊端。人们以“赶浪头”和“洋泾浜”诟病“海派文化”，正是指的这类弊端。事实上，“海派文化”的确没有贡献出很多厚重沉实的文化精品。检视目前的上海文化，既缺乏开创新风的
活力，也没有做厚实功夫的耐力。因此，养育21世纪的上海文化，就要研究如何既走在世界现代文明的前列，又克服浮躁和浅薄。对于前者，“海派文化”的中西文明交流机制也许能提供借鉴；对于后者，则需要改变目前日趋功利化的学术风气。
从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来说，左翼性是“海派文化”另一不可忽视的文化元素。所谓左翼性是指以激进的政治立场与统治当局的意识形态相抗拒。酿生“海派文化”这一文化元素的空间是租界。租界是中国政府不能直接管辖的“治外之地”，因而反对中国统治当局的政治力量及其知识分子就聚集于此，组织社团，制造舆论，鼓吹激进思潮。这在戊戌维新期间已露端倪，“上海地方几乎做了维新党的巢穴：有本钱有本事的办报，没本钱有本事的译书”。戊戌政变后，由于康有为等维新人士受到租界庇护而免遭清政府追捕，革命派更以租界为活动的大本营，出版宣传革命思想的书刊，如《革命军》、《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同样，也是在租界，诞生了党，出版了《党宣言》和《资本论》。激进文化的历史蕴积，终于在30年代汇集释放为颇有声势的左翼文化运动。它被看作“海派文化”重要的部分，沈从文在罗列“海派”的种种行径中，就有“感情主义的左倾”之语。“海派文化”的左翼性的正面价值是其社会批判精神，它似匕首一般刺向黑暗的社会，像烈火那样点燃变革的激情。不过，左翼文化运动也孳生出了负面的东西：被鲁迅斥为“拉大旗作为虎皮”的极左思潮和无限上纲的“文化流氓”行经。5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
文化逐渐走向极左，上海为此提供丁最多的理论、样板和“文痞”。这和左翼文化运动的负面东西有着某种历史联系。养育21世纪上海文化，必须警惕裹挟在“海派文化”里的极左沉渣再度泛起，因为它在上海有点历史传统，而有历史传统的东西常常是顽固的。如果撇除“海派文化”左翼性的政治激进，它的社会批判精神仍是21世纪上海文化需要养育的。因为上海文化缺失这种精神已经很久了。只有具备了这种精神，上海文化才会产生对社会现实进行独立的批判性探索和省思的力度。
以上的简略分析，试图说明认真研究“海派文化”的文化元素及其生成机制，才能使21世纪上海文化正确地接续它的传统：既和其血脉相连，又将其推陈出新。著名的城市精神都有自己的人格化形象。因此，关注上海城市精神就不能不讨论上海的群体人格----上海人格： “男子汉”与“女人味”
上海人是上海精神和上海文化的创造者，同时也是上海精神和上海文化的产物。虽然可以用语言来表达什么是21世纪的上海精神和上海文化，但唯有上海人的人格才能真正展示它们的内涵。作为群体人格的上海人，长期以来贬义的成分居多。尽管某些贬义出自于落后的意识形态，如说上海人喜欢表现自己等；但上海人普遍为外地人讨厌确是事实，外地人对某个上海人的赞扬往往是“你不象上海人”。直到今天，上海人作为贬义大于褒义的人格化身仍未根本改变。因此，培育21世纪的上海精神和上海文化，就必须反省上海人的缺失，树立新的上海人形象。正是有见于此，现在提出了“做可爱的上海人”。
其实，自新的历史时期以来，上海人不断地在检讨自己的人格形象，类似“上海人在外地为何不讨人喜欢”、“90年代上海人的形象”、“丑陋的上海人”等词?论和批评屡屡见诸于报端。从人格素质特征的角度来讲，最能体现上海人弃旧图新的是呼唤“寻找男子汉”。不仅有一部话剧以此为剧名，而且上海电视台的电视系列小品《海派丈夫》也以“男子汉哪里有”为主题歌。与此同时，人们用传统女性的角色和行为来奚落上海男性：“围裙丈夫”、“马大嫂”(买、汰、烧的谐音)、藏“私房钱”。
“男子汉”体现的是干大事、创大业的人生以及雄劲强健的人格力量。“寻找男子汉”意味着上海的现实人格是普遍地丧失了阳刚之气。这和上海历来的职员人格有关。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在旧上海社会，职员阶层承担着可以承上启下的海派人格中稳定性的基础品质，如敬业、勤勉、精明、谨慎、求稳等等。”“那时的上海入在总体上不是这座城市的主宰。上海人长期处于仆从、职员、助手的地位，是外国人和外地人站在第一线，承受着创业的乐趣和风险。众多的上海人处于第二线”。新中国后的上海，由于闭关锁国和户籍封闭，再也没有外国人和外地人来上海创业了，而计划经济体制又不需要上海人创业，因此，上海人格中原本从外国人和外地人输入的一点冒险创新精神迅速消退了。此外，计划经济体制在束缚上海发展的同时，也给上海提供了某些生活上的优惠，使得上海人有可能都学得象旧职员阶层那样，在精打细算的安排下过上相对体面的日子。所以，“在新上海‘浮现’突出的，具有文化影响力和塑造力的正是职员阶层”，上海“在一体化的社会生活中，干部、知识分子、职员工人这些‘非一致性中层’以职员阶层为基准发展共同的生活方式、构筑城市人的群体形象”。虽然改革开放以后，上海人格中的进取性因素有所复苏，但是，“直到今天，即便是上海人的佼佼者，最合适的岗位仍然是某家跨国大企业的高级职员，而很难成为气吞山河的第一总裁”。环顾四周的上海人，确是争当白领者众，选择自主创业者少。
职员人格和“男子汉”人格都表现为种种品性，如前者的精明、实惠、讲规则等等，后者的敢闯敢争?、拼死一搏、热情冲动等等；究其本质特征而言，也许可以把前者概括为理性的生活，把后者概括为激情的行动。这两者显然具有互补性，问题是在上海人格的结构中前者的比例过大，因而从总体上呈现出与理智相伴随的柔弱和与冷静相联系的畏缩。当然，上海人中也有堂堂“男子汉”。例如1996年在罗布泊遇难的徒步旅行家余纯顺。他孤身野旅，义无返顾，昂首奋进。但即使在呼唤着“男子汉”的时候。这位跋涉在大漠的“男子汉”并没有引起上海人的震撼，满街走的大小“职员们”与他平静地擦身而过。这说明』：海人沉溺于职员人格有多深。
与上海男性性格女性化的趋势相对应，上海女性性格则走向男性化，其突出表现是以被人称作“女强人”为荣耀。阴盛阳衰是中国当代社会的普遍现象，但对于上海女性来说，钦慕“女强人”则意味着对自身人格形象的设计正在发生变化。因为原先为上海女性认同的人格形象是所谓的“嗲”。这“嗲”的品性是多方面的：优雅、委婉、含蓄、温柔、细腻、撒娇、漂亮等等。然而，它的本质是体现“女人味”，即对女性美和女性角色的自我认同。现在“嗲”不再作为上海女性追求的人格形象，职业女性普遍地喜欢把自己塑造成“女强人”，而姑娘们则普遍地青睐泼辣奔放的“野蛮女孩”。
上海女性人格形象的这种变化是有缘由的。从社会引导来说，新中国建立后，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嗲”是被视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情调和举止而受到压抑。改革开放以来，上海涌出了很多以白领女性为对象的杂志，然而它们塑造的只是性感的时髦女郎。另外，社会树立的女性榜样，在“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的口号下，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铁姑娘”到跨世纪的“女强人”，无不把本来形容男性的“铁”“强人”加之于女性，彰显的是女性人格的男性化。从学校教育来看，”49年以前，无论是专门的女子教育还是大学里以培养淑女为目标的家政系，上海都是最发达的。这与上海女性人格形象比较具有“女人味”是紧密相关的。在新中国的教育体系中几乎取消了关于女性的独特教育。?亡诲的某大学在上世纪90年代设立了女子学院，但并没有获得实质性的发展。这说明把女性自我意识的健康发展作为女性人格的主要内涵而纳入学校教育还有待于推动。从家庭教育来讲，通过母亲或祖母(外婆)传授“女红”来训练女孩的女性气质的传统已经丧失了。作为职业女性的母亲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来顾及“女红”，而三人核心家庭的生活空间，使得女孩与女性祖辈只有象征性的接触，因而从女性祖辈获得“女人味”的熏陶也是不可能的。
当然，“女强人”体现的自主、坚毅、果敢、勇于任事等品性，也是现代女性人格所需要的。但是，以牺牲女性的性格为代价，绝不是上海女性人格的合理走向。
总之，可爱的上海人的群体人格形象应当是：“职员”和“男子汉”相协调，“女强人”和“女人味”相协调。如此独特的上海人是值得骄傲的。
我们在对上海的城市精神、文化传统和人格形象作了上述巡视后，应当展望21世纪上海的前景。上海曾经享有“东方巴黎”的美誉。恩格斯当年把巴黎的城市精神、文化传统和人格形象联系起来作过评价。这里就借用恩格斯的评价作为对未来上海的期盼和礼赞：“只有法国才有巴黎，在这个城市里，欧洲的文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这里汇集了整个欧洲历史的神经纤维，每隔一定的时间，从这里发出震动世界的电击，这个城市的居民和任何地方的人民不同，他们把追求享乐的热情同从事历史行动的热情结合起来了，这里的居民善于象最讲究的雅典享乐主义者那样地生活，也善于象最勇敢的斯巴达人那样地死去，在他们身上既体现了阿基比阿德，又体现了勒奥尼达斯；这个城市就象路易，勃朗所说的那样，它真的是世界的心脏和头脑”。

www.wuxi.gov.cn/zt/dtl/tashan/23.htm
上海城市精神的风雨历程陈卫平

尽管“城市精神”作为一个词汇流行的时间不长，但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实际上始终在追求和培育着自己的城市精神。这样的追求和培育，随着上海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处地位的变动而具有不同的内涵。
在上世纪80年代，上海充当的是改革开放的“后卫”。在这样的格局下，上海呼唤的城市精神就是当时频频出现于媒体上的一句话：“重振大上海的雄风。”“重振雄风”是针对“雄风不再”而言的。在80年代中期，上海经济增长的速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地方财政收入出现“滑坡”现象，工业甚至破天荒地出现了负增长。经济的停滞萎缩引起了人们对上海发展状况的深刻反思。因此，呼唤“重振雄风”的城市精神是以揭示和探讨“上海病”为先导和主题的。如果说1987年上海作家俞天白的长篇小说《大上海的沉没》获得颇为热烈的社会反响，是由于其以文学形象揭示和探讨了上海这种“衰落巨人综合症”；那么，早在1980年发表的上海社科院沈峻坡的文章《十个第一和五个倒数第一说明了什么——关于上海发展方向的讨论》，之所以引起褒贬不一的议论，则是因为这篇文章从理论上揭示和探讨了“上海病”。这篇文章通过对“十个第一和五个倒数第一”强烈反差的剖析，指出上海在为新中国经济建设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呈现出了综合平衡被破坏的畸形病态。《解放日报》为发表这篇文章所加的“编者按”提出：“联系实际，回顾历史，分析现状，进一步把‘左’倾思想批深批透，彻底肃清流毒，按照党的三中全会所确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来认识建设上海的方向……使上海这个‘经济巨人’从病态中迅速康复起来，在四化建设中迈开矫健的步伐向前奋进。”（参见1980年10月3日《解放日报》）“上海病”说到底是长期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尽管这在当时并没有被认识得那么清楚，但揭示和探讨“上海病”的矛头实质上是指向计划经济体制的。所以，“重振雄风”作为上海城市精神的重要内涵，就是挣脱计划经济体制束缚的思想冲力和不甘沉没的志向。
“重振雄风”作为上海城市精神的另一内涵，则是回溯历史上上海雄风最盛的时期。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对于“海派”的讨论就反映了这一点。当时上海有位学者指出：“为什么是在八十年代，为什么又独独在上海本地，才有这种‘海派文化’的哄谈。这其实在原初本不是个学术问题，而是交织着这个城市里这一代人的理想、愿望，以及看来不甚健康的愤懑、孤独、自惭自怜和自尊，是心态问题。”（参见1989年10月20日《上海文化艺术报》）追忆“海派”的心态是：一方面对雄风失落感到迷茫和焦虑，一方面想以昨日的辉煌激励今天的雄风再起。概括地说，80年代“重振雄风”的上海城市精神是以渴望崛起和缅怀历史相交织为内涵的。
20世纪90年代，随着浦东的开发开放，明确了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方向，上海从改革开放的“后卫”走到了前沿。这时上海对于城市精神的关注集中在怎样的上海人才能抓住历史赋予的机遇，承担起历史赋予的重任。由《解放日报》发起而后在新闻媒体上陆续展开的“90年代上海人形象”讨论充分体现了这一点。树立“90年代上海人形象”，首要的是更新思想观念。上海人原来普遍以为只要破除了计划经济体制，上海便马上可以雄风再起。然而事实并非如此。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从对国际饭店矗立“东芝”广告的声讨到查禁上海印染内衣厂的“星条衬衫”风波，从关于上海农科院奖励专家万元奖金的争论到银行不贷款给民营企业的不成文规定，不难看到上海在80年代“沉没”的病因，其中除了有体制造成的种种“硬伤”外，还有陈旧观念跟不上改革开放步伐的“内伤”。因此，当市场经济大潮随着1992年春天的到来奔腾涌涨时，上海的这一“内伤”就外显出来了。其实，当时在上海工作的朱镕基同志就已省察到这一“内伤”。他说，把上海的经济搞上去，我有充分的信心，而市民的精神状态如何，我没有把握。（参见1992年1月7日《解放日报》）1991年2月至3月，《解放日报》连续发表三篇署名“皇甫平”的文章，提出“进一步解放思想，抛弃任何一种保守、僵滞、封闭的观点，形成与一个先进的国际城市相称的开放型软环境”；强调上海唯有转变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观念，才能以“改革开放‘领头羊’”的形象令世界瞩目。在“90年代上海人形象”的讨论中，关于上海人“精明不高明”、“有能力没魄力”、“自己束缚自己”、“条条框框太多”之类的尖锐批评，都是针对思想观念不适应市场经济而提出来的。
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同时也极大地诱发了上海人潜在的注重个人“实惠”的遗传基因。股市很快成了上海市民的中心话题，不惜投机冒险在短暂瞬间实现淘金梦想的“杨百万”为市民们羡慕不已和争相效仿，对金钱的疯狂追求和以金钱衡量一切的准则甚嚣尘上。电影《股疯》中的阿莉就是这样一种艺术形象。摒弃这一形象是“90年代上海人形象”讨论的另一指向。许多人在讨论中对上海人的“冷漠不热情”、“自私自利”、“斤斤计较”等作了检讨。与此相呼应的是1993年由上海部分学者在《上海文学》发起的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它出自于上海知识分子对于“向钱看”造成“人文精神的危机”的切身感受。尽管“人文精神”的涵义有点模糊，但其主旨是明确的：我们应当超越金钱物欲，培植和发展精神的价值需求。综合“90年代上海人形象”讨论的两个指向，其城市精神的内涵就是反省和提升自身的人格素质。
在进入21世纪不久的今天，上海又一次聚焦城市精神。这次讨论是围绕“世博会与上海新一轮发展”而展开的，它所要培育的城市精神又有了新的内涵。上海的新一轮发展可以有哪些具体指标，也许不是一下子就能弄得很清楚的，但其总体目标是确定的，那就是在中国现代化的年表上率先全面进入小康社会。这意味着上海应当认识到其新一轮发展对中华民族所肩负的重大使命，因而它的城市精神对于民族精神的培育具有前瞻性和先导性。当然上海不可避免地有其空间局限，它的城市精神自然也有着地域性，是受制于整个民族精神的。然而，城市是现代精神文明的中心和源泉。在现代社会，地域性的城市精神又是民族精神的主要生长点，这不仅因为没有富有个性和活力的城市精神，就不可能有民族精神的多彩和生机，更在于某些大城市的城市精神对于民族精神的改进和提升起着引导和示范作用。21世纪的上海城市精神就应当发挥这样的作用。
今天谈论上海城市精神还与迎接“世博会”相联系，这意味着必须以世界的眼光来培育上海的城市精神，也就是从世界的角度来考察和确立上海的城市精神。
总之，培育21世纪上海城市精神应当具有引导民族精神和跻身世界城市精神的意义。这样的城市精神既是地方的，又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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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海派·新海派
上海实在是中国的一座特殊城市和一座对中国有着特殊贡献的城市。这座曾经产生过中国近代、现代和当代无数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的城市，其文化责任与经济贡献一样重要。中国因为有了上海而有了海派文化、海派商人、海派艺术、海派美食和海派思潮。海派建筑艺术在中国是占有重要一席的，遗憾的是除了前文所述的八种风格之外，我们并没有看到今天的海派建筑艺术家们在当代的民族风格问题上做出了多少思考和行动。
上海似乎过于注重现代化和国际化而忽略了这座城市在中国真正应当有的文化地位。中华民族赋予上海的责任不只是国家经济的火车头，还更有民族文化复兴的探求。在民族复兴的浩荡伟业之中，经济永远只是一种手段，而最本质的彼岸是文化艺术的复兴。一个城市的复兴最终所要表现的不只是经济上的繁荣，更要有文化艺术的积极传承和不断创造。现代建筑艺术所弥漫的“非历史态度”造就了一种割断历史联系的非情境状态。
我们实在很难想象在法国的巴黎和英国的伦敦成片地出现大量亚洲风格的建筑将会是一番什么景象，但是我们却已经无奈地接受了在中国的城市里成堆的欧陆风格建筑的这个现实。当上上下下都特别关注上海的楼价和楼市的时候，很多人忘记了上海这座在中国率先将房地产业确定为“支柱产业”的城市对于中国房地产和中国经济所做出的历史性贡献，同时也很少有人在认真地关心这座城市今后还将义不容辞地为中国的文化复兴再要做出哪些贡献。
上海曾经因为有过“海派”的文化而骄傲过，上海还应当为一种更加符合时代要求的“新海派”文化的创造而努力。“新海派”包含着华洋融溶和古今交汇的“新东方主义”，“新东方主义”的建筑艺术观也最应当萌生于今天中国的上海。

jwc.shnu.edu.cn/jzjs.doc
题目：全球化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
报告人：陈卫平
报告人介绍：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教授、博导
报告内容：
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当代中国文化建设所遇到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应当如何认识这些问题？这是讲座的主旨。围绕这一主旨，论述以下几个问题：
1、对全球化的评价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面对全球化进程，各种思潮有着不尽相同的评价，这些评价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的改革有着很大影响，这种影响也表现在如何建设中国文化的问题上。
2、现代化与传统文化。全球化是以现代化为源头的，是现代化的历史产物，也是现代化的空间形式。因而在全球化进程中就会遇到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这里主要考察：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对立、相容；传统文化对当代中国的影响力。
3、中西文化冲突和多元文明。全球化是西方主导的，因而全球化带来的同质性，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西方文化的一元化；但全球化同时也激起了异质化，这表现为民族主义高涨。因而在文化上就有中西文化冲突和多元化的问题。这里主要考察；认识同异与时代性、民族性；评价优劣与工具价值、内在价值；结合中西与中国化、不失真；普世伦理与一元性和多样性。;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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